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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標題:歷史中的啟示——對神學思想建設中圣經觀的點滴思考  文章來源:中國基督教網站  發布時間:2017/2/6  訪問次數:2742  文章簡介:根據新福音派神學家伯納德·蘭姆(Bernard Ramm)博士的觀點,《圣經》解釋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靈修性的《圣經》解釋,另一類是學術性的《圣經》解釋。“作為靈修用的《圣經》注釋,對于一般教會造就之用,自然有其地位。但是我們不可以把這種《圣經》注釋視為學術上的注釋。”這兩類解經法不能互換,尤其不能以靈修性解經替代學術性解經。學術性解經是靈修性解經的基礎,靈修性解經是學術性解經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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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中的啟示——對神學思想建設中圣經觀的點滴思考

          文章來源:中國基督教網站   發布時間:2017/2/6     訪問次數:2742   
            


          簡介:根據新福音派神學家伯納德·蘭姆(Bernard Ramm)博士的觀點,《圣經》解釋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靈修性的《圣經》解釋,另一類是學術性的《圣經》解釋。“作為靈修用的《圣經》注釋,對于一般教會造就之用,自然有其地位。但是我們不可以把這種《圣經》注釋視為學術上的注釋。”這兩類解經法不能互換,尤其不能以靈修性解經替代學術性解經。學術性解經是靈修性解經的基礎,靈修性解經是學術性解經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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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是基督徒還是非基督徒,都會毫不猶豫地指認:《圣經》是基督教的經典。我們知道,任何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的經典,在我們日常的生活學習中,也常常遇到這樣那樣的經典。可以說,經典是在一個民族形成和發展的歷史進程中產生的,代表該民族精神的文化典籍。《圣經》是人類文明史中的經典之一,因此同樣具有一切經典所具有的特征,即在歷史中形成的代表猶太民族和早期基督教精神的文化典籍。
            但是,對基督徒來說,《圣經》除了上述特征外,還具有其它經典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就基督教信仰而言,它是基督徒的信仰之源,是基督教信仰的最高準則;就基督徒行事為人而言,它是基督教倫理道德的最高尺度;就神學而言,它是基督教一切神學的依歸……
            《圣經》對基督教如此重要,因此對《圣經》的閱讀和研究就成了基督徒必不可少的事工之一。任何一個神學家在建構其神學思想時,都無法繞過《圣經》這一關。也就是說,沒有對《圣經》的研究,就不可能有基督教的神學。中國神學思想建設同樣無法繞過《圣經》這一關,因此,圣經觀是中國神學思想建設的第一步,而且是十分關鍵的一步。
            從兩千年的基督教神學發展史來看,不同的圣經觀必然導致不同的神學取向,并進而影響到基督徒的人生觀、價值觀。每一種圣經觀的形成,總是不同時代的基督教神學家在其時代處境中研究《圣經》的結果。我們相信,那位曾經啟示《圣經》作者的圣靈,也一樣會啟示在不同時代處境中研讀《圣經》的人。今日中國基督徒的處境無論從橫向還是縱向看,都有其獨特性,因此,中國基督徒必須要有自己的圣經觀,而這個圣經觀必然是在圣靈的引導下,在中國現時處境中思考的成果。
            如今,在中國教會,加強神學思想建設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已基本達成共識。但是,全面推進神學思想建設對我們來說還是第一次。“我們是在走前人沒有走過的路(書3∶4)。讓圣靈引領我們,讓我們彼此幫扶,為中國教會和世界教會走出一條新路來。”盡管如此,基督教兩千年的神學發展史依然為我們留下了可資借鑒的寶貴經驗,這經驗就是,神學思想必須建立在兩個基本點之上,一個是處境,另一個就是《圣經》。可以說,在中國現時處境中建立正確的圣經觀,是中國神學思想建立的第一步,同時也是致為關鍵的一步。限于筆者的水平,不敢就中國教會的圣經觀問題妄加評論。本文所及,主要是我們在建立中國教會圣經觀時需要注意的幾個問題。
            一、正確對待中文圣經譯本
            眾所周知,《圣經》最初是用希伯來文和希臘文寫成的。為適應不同語言處境的基督徒,各種語言的《圣經》譯本應運而生。從教會歷史上看,《圣經》的翻譯總是會不同程度地推動福音事業的發展,推進神學思想的發展。如“舊約希臘文七十士譯本”對于早期教會的建立,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通俗拉丁文譯本”在中世紀的教會和神學思想的統一中功不可沒。馬丁·路德的德語本《圣經》譯本,為改教運動的深化和發展作了必不可少的準備,為新教神學思想的建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同樣,《圣經》中譯本在中國教會史上的地位也是舉足輕重的。近二十年來,中國教會在教牧人員嚴重匱乏的情況下,信徒人數仍然在成倍地增長,這其中的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但中譯本《圣經》的廣泛發行不能不說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基督教自唐、元兩代傳入中國始,就開始了譯經工作。但大規模地進行《圣經》翻譯,則是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后,尤其是自1891年開始的《官話和合本》翻譯。目前常見的中文《圣經》譯本主要有如下三種:“官話和合本”,1919年出版;思高本,天主教第一本完整的《圣經》譯本,合訂本于1968年出版;現代中文本,1969年出版。由于中國教會通行的譯本為“官話和合本”,所以,本節所說的中文《圣經》譯本主要就是指的這個譯本。
            “官話和合本”的翻譯歷時達二十七年之久,共有七位傳教士直接參與了翻譯工作。限于篇幅,本文不準備介紹該譯本的歷史,只需指出,該譯本于1919年2月出版新舊約合訂本后,不到十年就被在中國的絕大多數教會所接受,這不僅在世界翻譯史上,即使在《圣經》翻譯史上也是罕見的。這一歷史事實充分說明,該譯本得到廣大國外宣教士的認可,認為她完全可以在中國教會起到《英文修訂本圣經》(Revised Version)在英美教會中所起的作用。“《國語和合譯本》自1919年以現在的合訂本形式面世以來,不僅被中國教會奉為一冊‘神圣的經典——一上帝的話語’,也被尊為一部‘學術上的巨著’。”到現在為止,該譯本依然是廣大中國基督徒所接受的最高權威的譯本。
            當然,我們也要以科學的態度對待該譯本,看到她的不足之處。
            第一,從《官話和合本》的翻譯藍本方面看:1890年各差會傳教士在上海召開中文《圣經》翻譯大會,提出了翻譯《圣經》和合本的計劃,并決定以1885年出版的《英文修訂本圣經》為和合本譯文的根據。傳教士們辛勤工作,終于于1919年將全部《圣經》翻譯完畢。《英文修訂本圣經》是在1611年出版的欽定本(King James Version)的基礎上,綜合十八、十九世紀《圣經》研究成果修訂的,于1881年至1885年出版。此后,《圣經》研究又取得了長足進步,在此基礎上,1952年《英文標準修訂本圣經》(The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出版(其中新約部分早于1946年出版),此時,《官話和合本》已近三十年。1971年,《英文標準修訂本圣經》新約部分再度修訂出版。可見,《官話和合本》的藍本已經多次大規模修訂,而和合本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始終保持原樣,未能及時將近百年來的《圣經》研究成果容入其中,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
            第二,《官話和合本》是第一本全部用白話文翻譯的中文《圣經》。然而,在這本《圣經》翻譯的時候,正值中國新文化運動前期,白話文尚處于過渡時期,因此,白話文還不是很成熟。這種不成熟自然要在《圣經》譯本中留下一些遺憾。這種困難和遺憾翻譯者們也已經意識到了。在翻譯者向翻譯委員會提交的報告中,就有這樣一段話:“左有礁石,右有漩渦;一方面常恐其下流近俗,語宥一方,鄙俚澀晦,一方面又恐其高聳入云,反類文言。它的字匯既屬有限,它的結構又缺彈性。至于文言可用的字,其多不減康熙字典,它的結構,照外人所用者論,則極富彈性如橡膠球一般。”其中有兩項信息值得我們留意,第一項稱文言用字有《康熙字典》,也就是說,《圣經》翻譯時,沒有一本可資參考的白話文字典;第二項稱文言結構“極富彈性”,而白話文的結構“又缺彈性”。這說明白話文的語法尚未成形。正是由于這些原因,在和合本中才會出現一些不規范的語言現象。
            第三,《官話和合本》圣經翻譯時,遵循著四條原則,其中第三條為“譯文字句必須忠于原文,同時又要不失中文的文韻和語氣。”在《圣經》翻譯過程中,對“譯文字句必須忠于原文”的理解,前后發生過變化。開始時理解為“堅持文字上的準確”,后來逐漸傾向于“重視意義上的準確”。這種不同的理解必然給《圣經》翻譯帶來一定的影響。這種影響在翻譯過程中就已十分明顯,如1908年出版的《官話和合譯本新約全書》和1920年出版的《官話和合譯本新舊約全書》就有明顯修訂的痕跡。試舉三例:
            《馬太福音》3章3節:
            1908年版:在曠野有人聲喊著說,預備主的大道,修直他的小路。
            1920年版:在曠野有人聲喊著說,預備主的道,修直他的路。
            《馬太福音》5章38節:
            1908年版:你們聽見有話說,眼還眼,牙還牙。
            1920年版:你們聽見有話說,以眼還眼,以牙還牙。
            《馬太福音》21章13節:
            1908年版:我的房屋必稱為禱告的房屋。
            1920年版:我的殿必稱為禱告的殿。
            總之,《官話和合本》圣經譯本,傾注了許許多多翻譯者的心血,從中我們能看到圣靈的作為。盡管如此,我們不能盲目地認為,這個譯本是絕對無誤的。筆者以為,《官話和合本》必須加以修訂。
            二、要注重學術性解經
            從一定意義上說,基督教神學就是對《圣經》的解釋,所以瑞士神學家奧特從解釋學的角度來對神學加以定義:“作為一個整體的神學的性質是解釋學的。神學實際上是解釋學。……神學是如何理解《圣經》經文的問題,是如何理解這些經文表現出來的主題的問題。它最終是對這一主題的見證在每一當下情境中的可理解性問題。”由此可見,對《圣經》的理解和解釋在神學中的地位是何等重要。一個神學體系的建立,總是在神學家的具體處境中,在研讀《圣經》的基礎上,不斷與當代文化對話的過程中產生的。
            根據新福音派神學家伯納德·蘭姆(Bernard Ramm)博士的觀點,《圣經》解釋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靈修性的《圣經》解釋,另一類是學術性的《圣經》解釋。“作為靈修用的《圣經》注釋,對于一般教會造就之用,自然有其地位。但是我們不可以把這種《圣經》注釋視為學術上的注釋。”這兩類解經法不能互換,尤其不能以靈修性解經替代學術性解經。學術性解經是靈修性解經的基礎,靈修性解經是學術性解經的應用。“在這里我們必須謹記一句古老的座右銘:‘解釋只有一個,應用卻有許多。’也就是說,每一段《圣經》只有一個意思,我們必須小心的研究,確定這段經文的意義。可是,同一段經文卻可以同時應用在許多不同的問題和情況中。”那么,學術性解經的目的何在呢?
            學術性解經的首要任務,就是要發掘《圣經》經文的原始意義。根據現代解釋學的研究,解釋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而這個過程中有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存在主義哲學家海德格爾所說的“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當一個人開始閱讀某一文本時,他的頭腦中并不是一片空白,他擁有自己的思想、觀念,這些思想、觀念自覺不自覺地參與到他對文本的理解中去,這就是所謂的“前理解”。蘭姆博士指出,這同樣是《圣經》解釋中一個棘手的問題。“一般學術界長久以來無法解決的問題,也同樣存在在《圣經》的學術研究中,這就是:所有的學術研究都是由人進行的,而人本身并不單純是一個學者,任何學者都有自己的偏好、喜愛,也有他自己所討厭的東西。”
            根據我們在教會中的經驗,靈修性解經中所帶有的“前理解”的因素十分濃厚。這種解經當然有助于我們靈性生命的提升,但是,如果沒有學術性解經為基礎,那么,它就很可能由于過分的主觀化而根本不顧《圣經》經文的原始意義。這就完全成了“《圣經》證我,而不是我證《圣經》”。“我們切不可把靈修讀經時,從一段經文中所得到的亮光、造就,當作是那段經文的原始含義。”
            《圣經》,尤其是新約《圣經》的寫作,總有一個或一群受書人,他們是《圣經》的直接讀者,這些讀者所能讀出的信息,就是《圣經》的原始意義。學術性解經就是要把《圣經》作者希望傳達給第一世紀的那些受書人的信息闡釋出來。中國屬于非希臘、希伯來文化圈,與《圣經》文化存在較大差異,要讀出《圣經》的原始意義尤為困難。所以,今天的中國教會必須加強《圣經》的學術性研究、解釋,盡力避免《圣經》解釋中的隨意性和片面性。
            三、要從總體上把握圣經真理
            《圣經》寫作的時間跨度超過一千年,“新約各卷的寫作,所經歷的時間大約只有一個世紀。”“舊約在性質上是更為分歧的。其寫作期延伸達八百或九百年,并代表了以色列留存下來的民族文學。”參與《圣經》寫作的人不少于四十人,僅新約就至少為十位作者所寫。換句話說,《圣經》是由四十多位社會地位、文化修養完全不同的作者,在一千年的時間中寫成的。把這些著作編輯在一起,通常情況下,至多只能是一個文集。然而《圣經》并不是這樣,它不是一部文集,不是一部百科全書,不是一本語錄,而是“一本書”。《圣經》之所以成為基督教的經典,原因也正在于此。
            《圣經》雖然是由四十多位作者在一千年的時間內寫成的,但這些作者都是在不同的時代受到同一位上帝的啟示,同一個圣靈的感動后才寫作的。我們相信,《圣經》從寫作到編纂都是圣靈參與的結果。從古至今的《圣經》研究者,都共同指認,《圣經》始終圍繞著一個主題展開。當然,對《圣經》主題的認識會因人而異,但它總離不開上帝的救恩和上帝的愛這個大前提。
            經過上述分析,我們可以毫不猶豫地說,要把《圣經》視為一本具有高度統一性的經典,不能把《圣經》真理解釋得支離破碎。前面提到的蘭姆博士就堅決反對隨己意解釋《圣經》,對此他作了十分精辟的闡述,我想在此引用他的觀點比一切說明都更有力。
            經文意思的統一性。有人說,圣經就像一部鋼琴,或一把小提琴。用這兩種工具,音樂家可以譜成不同的曲子。圣經是如此一部巨作,內容包羅萬象,所以任何人要從里面找到一種特別的神學,都可以輕而易舉的達到目的。
            解釋圣經的人若是應用這種態度解經,他不是把經文意義釋放出來,而是把自己的意思解釋進入經文中。他可能不知道,他這種態度就是在主張圣經經文含有多重意義。
            我們強調圣經經文的統一性,并不是將經文的含義局限于狹窄的字義,而忽略了圣經中預言和預表上的深度。我們之強調這一點,乃是反對一些人把經文解釋得太偏離本意了。
            丁光訓主教也說過:“對于《圣經》,抓住《圣經》的片言只語,還是讓整本《圣經》講話,這是兩條不同的理解和講解《圣經》的路線。”丁主教主張“讓整本《圣經》講話”,而不僅僅是讓某一節或某一章經文說話。這句話可以從神學和釋經學兩個方面未理解。從神學上看,它強調《圣經》是上帝完整的啟示,或者說是對上帝啟示的完整紀錄;從釋經學上看,就是要將每一節經文都放回到整本《圣經》中去解釋,整本《圣經》是每一節經文唯一重要的背景。要建立中國教會的圣經觀,我想從總體上把握《圣經》真理至關重要。
            當然,強調《圣經》主題的統一性,并不是排斥《圣經》的多樣性。由于這個問題涉及到過多的圣經導論,在此只好置而不論。
            四、要用發展的眼光看待圣經的啟示
            用發展的眼光看待《圣經》的啟示,基于兩個基本前提,一個是上帝在《圣經》中的啟示是漸進的,另一個是人對上帝啟示的認識也是漸進的。誠如丁光訓主教所言:“圣經中上帝的啟示是漸進的,不是一次完成的,而人對上帝的啟示的認識,也不是一次完成的,也是漸進的,逐步提高的。”人對上帝啟示認識的漸進性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研讀《圣經》者對上帝啟示的認識,另一方面是《圣經》作者對上帝啟示的認識。
            絕大多數基督徒都接受《圣經》是上帝所啟示的。“圣經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提后3∶16)。對于基督教神學來說,這是一個無需證明的前提。但是,上帝的啟示是在歷史中完成的,上帝并未超越歷史來啟示他的真理。換句話說,上帝的啟示總是在時空中進行的,總是沿著人類歷史推進的方向“線性”式的進行的。也就是說,上帝的啟示不是一次性的,而是漸進的。湯忠謨博士在《現代圣經觀》一書中指出,《圣經》“非固定的啟示記錄,乃上帝漸次進展的啟示記錄。”他認為猶太人是一個具有強烈宗教意識的民族,《圣經》正是他們這種意識的反映:“該民族之宗教意識反映于此圣經者,系生長之意識,經年累月,漸次開展者。該民族二千年之人生,與思想之變遷,均匯集于此經之中。”
            關于上帝啟示的漸進性,已有不少人對此作過論述。其實《圣經》本身就能證明啟示的漸進性。《圣經》有了舊約,還要有新約,這本身就說明了《圣經》啟示的漸進性。“舊約和新約這兩個為人熟知的分部,至少指明了它成長的兩個階段。”耶穌基督對于舊約有一個著名的論斷,“莫想我來要廢掉律法和先知;我來不是要廢掉,乃是要成全”(太5∶17)。“成全”一詞在原文中有充滿、應驗、完善的意思。耶穌要來成全和完善,不就是因為舊約中的啟示還有不足之處嗎?在這個原則指導下,耶穌在登山寶訓中多次用到了這樣一個講道的格式:“你們聽見有吩咐古人的話,說:……。只是我告訴你們,……。”
            新約四本福音書的寫作清楚地顯示了人對上帝啟示的認識的漸進性。我們知道,福音書不是在耶穌升天后立即就寫成的,而是在幾十年以后,因為門徒們對耶穌再來的認識經歷了一個提高的過程。福音書開始寫作時,只是想記錄下耶穌的教訓,這就是《馬可福音》和《馬太福音》的寫作。后來,門徒們感到有必要將耶穌更詳細的情況介紹給新加入教會的非猶太人,于是有了《路加福音》。再后來,福音傳到了受希臘文化影響的文化人中,于是有了《約翰福音》。
            使徒保羅要求我們要“心意更新而變化”(羅12∶2),就是指著我們對上帝啟示的認識講的。《圣經》編纂成冊以來,歷時己超過一千五百年,但她卻在不斷滋養著一代又一代的基督徒,這是因為,《圣經》對基督徒來說,“每早晨這都是新的”(哀3∶23)。之所以新,就是由于我們對上帝啟示的認識在不斷的進步之中。
            五、牢牢抓住圣經啟示的主要信息
            抓住《圣經》啟示的主要信息,也就是要把握住《圣經》的主題。前面說到《圣經》是“一本書”,《圣經》是一本在統一中具有多樣性的經典。所謂統一性,就是說《圣經》自始至終都是圍繞著一個主題來展開的,這個主題沒有因作者的不同或因時代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至于《圣經》的主題是什么,持不同神學觀點的人有不同的看法。
            對《圣經》主題的認識取決于對神學主題的認識,神學的主題就是神學的核心,從本質上說也就是神學的目的。我們作任何事情都會有自己的目的,作神學同樣如此。那么,我們作神學的目的是什么呢?歷來對這個問題的回答不盡相同。中世紀偉大的神學家托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的觀點也許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認為神學的目的在于了解上帝和人的起源及命運。“根據他(托馬斯·阿奎那)的見解,一切神學探討的目的在于了解上帝及人的起源和命運。”
            至于《圣經》的主題,筆者十分贊成丁光訓主教的觀點。他指出,神學的主題是上帝與人和好。“基督福音和基督教神學主題,只能是上帝和人類在基督里得以和好。”這一主題的獲得來源于《圣經》,“《圣經》以‘和好’與‘立約’為中心信息。”據此不難推知,丁光訓主教所主張的《圣經》主題就是上帝與人和好。我們知道,《圣經》中的“約”的核心就是上帝與人和好,耶和華神說:“日子將到,我要與以色列家和猶大家另立新約,……我要將我的律法放在他們里面,寫在他們心上。我要作他們的神,他們要作我的子民。他們各人不再教導自己的鄰舍和自己的弟兄說:‘你該認識耶和華’。因為他們從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須認識我。我要赦免他們的罪孽,不再記念他們的罪惡。這是耶和華說的”(耶31∶31—34)。這里說到的新約,它所強調的就是上帝與人和好。保羅在《羅馬書》中所提出的一個重要的教義——“因信稱義”。不少新約學者指出,因信稱義的“義”所強調的也是一種關系,因信稱義就是要人靠著自己對上帝的信,來達到上帝與人之間的良好關系。
            對《圣經》的認識決定著神學的目的,而神學的目的又決定著信仰的目的、福音傳播的目的。主耶穌基督給人類帶來的信息是福音,他在登山寶訓中一連用了八個“有福了”,來作為其教訓的開始。正是由于主耶穌將詛咒變成了祝福,將分離變成了和好,基督教才給人類帶來了美好、和平的福音。由此可見,在建立中國教會的圣經觀時,如何把握《圣經》的主要信息,實在是一個將中國教會引到何方的關鍵問題。

          (作者系四川神學院教師 嚴錫禹)

          《中國基督教圣經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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